斯科特 | 支配与抵抗艺术
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阿尔伯特·赫希曼奖获得者。他的研究领域为农业社会业和非国家社会、属下阶层和无政府主义、东南亚的农民和他们对政府的反抗。
从属群体的潜隐政治
各种文化形式的意涵，也许并不在于人们所说出来的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在于人们所理解的用它们说了什么，而在于人们用它们干了什么——至少是按其实践的逻辑。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
［对于拾落穗的监视］将农民激怒到了极点；但是，在这个愤怒的阶级和那个受到威胁的阶级之间存在着这样一块空间，以至于各自的说话都不会被对方听到；人们只能根据最后结果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农民］就像鼹鼠那样，从事着地下工作。
——巴尔扎克，《农民》
在一种已经充满各式各样新词语（neo-logisms）的社会科学之中，人们会对创造另一个新词语产生犹豫。然而，潜隐政治这一术语似乎是一种恰当的简写，用以传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斗争领域。对于一种已经习惯于相对公开的自由民主政治和大声疾呼、吸引眼球的抗议、示威及反叛的社会科学来说，从属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的各种谨慎斗争犹如红外线一样，存在于可视光谱的极限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具有不可见性，很大程度上是从属群体的有意为之——是他们出于对权力平衡的审慎意识而做出的某种策略性选择。这一点比较类似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关政治迫害之现实必然影响我们对于经典政治哲学之解读的论述：“迫害甚至不能阻止异端性真理的公开表达，因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如果谨慎行事的话，他将可以既公开表达其观点而又不受到伤害。如果他能够在字里行间阐述其观点的话，他甚至可以公开出版其著述而不招致任何危险。”我们在此所要阐释的文本并非是柏拉图的《会饮篇》，而是从属群体的遮掩的文化斗争和政治表达；对于不设防地冒险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完全有理由深感恐惧。在两种情况下，文本的意涵都很少是直白表达的；它们通常意在向知晓其意涵的人传达某件事，但同时会向外人或权威当局传达另一件事。如果能够深入潜隐剧本（类似于哲学家的秘密笔记或悄悄对话）之中或某种无所顾忌的意见表达（类似于自由表达条件下所形成的各种文本）之中，那我们的解释任务将会变得容易许多。倘若没有这些比较性文本，我们将不得不运用我们的文化知识去搜寻各种并不那么清白无辜的意涵，这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审查官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潜隐政治这一术语的恰当性还在于其他方面。当我们谈到商业经营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时，我们在心里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使商业经营得以可能的各种设施，比如交通、银行、通货、财产、合同法等。我则是在以同样的方式指出，我们所检视的潜隐政治，也在为那些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更为可见的政治行动提供着很多文化和结构上的支撑。本章的主要内容便是要致力于使这一观点能够站得住脚。
首先，我将简要概述有关无权者后台话语的一些广为接受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将其视为空洞的故作姿态，便是更糟糕地将其视为对于现实抵抗的替代。在指出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些逻辑性问题之后，我将努力说明，实际抵抗和符号性抵抗是同一组相互维持之实践活动的不同部分。这就需要再次强调支配精英与从属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物质斗争，无论它还可能是什么；在斗争中，双方都持续地寻找对方的弱点，利用自身的各种微小优势。最后，我将通过重述某些论点的方式来表明，对支配进行公开抵抗的每个领域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一位潜隐政治的孪生姐妹：她具有同样的策略性目标，但她的低姿态使其更加适于去抵抗那些几乎能够在任何公开对抗中都取得胜利的敌人。
作为空洞姿态的潜隐剧本？
一位怀疑论者可能会轻易接受很多远远低估了潜隐剧本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的观点。我们所谓的多数潜隐剧本，即使当它们暗自潜入公开剧本之中时，不都是一种很少认真地付之行动的空洞姿态吗？这种观点将人们通过安全方式表达出来的对支配性人物的攻击，视为对真实事物（直接攻击）的某种替代，即使是次优替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最多不过稍有效果或毫无效果；在最差的情况下，它们是某种回避。那些梦想着狱外生活的囚徒们，也许以此替代了挖洞越狱；那些歌唱解放和自由的奴隶们，可能以此替代了抬脚逃跑。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即使对于解放和报复的幻想，也会因其以相对无害的修辞和仪式等方式消散了各种集体能量而有助于维持权力支配。”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当某个安全场所中各种斗争性言语很大程度上看似是支配群体的精心安排或幕后指使时，人们会更为强烈地赞同对于这些斗争性言语的液压学解释。狂欢和其他程式化的——因而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逆转仪式，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直到如今，对于仪式化攻击或逆转的主流解释仍然认为，它们有助于缓解等级制社会关系所导致的诸多紧张，有助于对现状起到进一步强化作用。诸如黑格尔和托洛茨基等人，都将这类仪式视为保守性力量。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很有影响的分析则认为，因为它们削弱了某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平等（即使是短暂的平等），因为它们表明了（但愿仅仅是仪式性地表明了）混乱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其功能只是强调了制度化秩序的必然性。对于拉纳吉特·古哈来说，逆转仪式的秩序维持效果源自如下事实：它们是上面所准许的和规定的。允许从属群体在特定的规则和时间内进行游戏性反叛，将有助于防止那些更为危险的攻击形式。
在对美国内战前南部黑人奴隶的节假日进行叙述时，自己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诉诸同样的修辞。然而，他的思路稍微有些不同：
在节假日之前，人们都会进行愉快的展望；但在节假日之后，它们转变成了记忆中的愉快，它们将有助于阻挡那些更为危险的思想和愿望……这些节假日犹如调节器或安全阀，可以消除跟人类内心所不可分离的那些爆炸性成分，将其降低到奴役状况。但是，对于那些苛刻和束缚强烈到难以忍受的情况来说，奴隶们将不得不冒险拼命一搏。
道格拉斯的观点并不是认为虚假的反叛代替了真实反叛，而只是认为某个节假日的休息和放松可以使人们感到足够的愉快，从而钝化了刚刚萌发的反叛锋芒。主人们好像可以计算出那种会引发绝望行动的压力程度，因而可以小心地调整他们的压制措施，使其正好可以阻止危险的导火索。
以不同装扮出场的各种安全阀理论的最为有趣之处，或许也是它们最容易被人忽视之处。它们都始于这样一种共同的假定：系统性的从属会产生某种来自下层的压力。它们进一步假定，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去缓解这种压力的话，这种压力将会逐渐累积并最终会导致某种突然爆发。但它们很少详细阐述这种压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从属关系中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波伊泽太太，这种压力是他们因不能对那些有权的压迫者给予回击（身体上或口头上）而深感挫败与愤怒的某种理所当然的后果。我们曾指出，因感到不公正却又无法矫正不公正而形成的压力会在潜隐剧本（及其规模大小、恶毒程度和符号丰富性）中得到表达。换句话说，安全阀理论潜在地接受了我们有关潜隐剧本所做出的那些宏大论述的关键性成分：系统性从属会引发某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包含着身体上或语言上对支配者给予回击的某种欲望。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欲望会在后台谈话、监视之下的逆转仪式，或者有时可以冷却怨恨之火的各种节日中得到实质性的满足。
安全阀理论的逻辑端赖如下社会心理学命题：攻击性在共同的幻想、仪式或民间故事中的安全表达，将会产生跟直接攻击令其挫败之对象同样程度或几乎同样程度的满足（压力从而随之降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并不是确凿无疑的，但多数发现都不支持这一逻辑。相反，这些发现都表明，遭遇不公正体验的实验对象，其挫败和愤怒程度很少或几乎不会降低，除非他们能够直接伤害那些令其深感挫败之人。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对不公正体验的人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报复或回击，远比那些让人们远离愤怒根源的各种攻击形式，更能给予人们宣泄性的满足感。当然，有很多实验证据表明，攻击性游戏与幻想的增加不会降低反而会提升实际攻击的发生概率。当波伊泽太太将怒气直接发到地主身上时，她感到了极大的缓解；但她在地主背后练习演说和咒骂时，却很可能没有感到缓解或至少没有感到充分的缓解。于是，我们更应该将波伊泽太太的后台愤怒视为为其怒气最终喷发而做出的某种事先准备，而不是将其视为某种替代性的满足方式。
如果说社会心理学证据很少或几乎不支持通过替代来实现宣泄这种观点，那么，我们还需要去考察关于这种观点的历史事例。历史事例是否可以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那些为他们的攻击提供或批准了比较安全之出口的支配精英，将因此而能够减少或降低某个从属群体的暴力或反叛？如果要进行这类比较的话，首要的任务便是要从因为饮食改进、慈善施舍、减轻工作、嵌在这些节日中的纪律束缚有所放松等更为实质性的让步所导致的效应中，区分出替代性攻击的效应本身。换句话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面包和马戏”经常是从属阶级赢得的政治性让步，这也许会改善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生活，更别说是仪式化的攻击了。按照这种思路阐述的观点，还必须解释一个重要的反常问题：如果仪式化的攻击在实际上移除了真实攻击的明显对象，那么，奴隶、农民、农奴们为何还会恰好选在这些旨在防止其反叛的周期性仪式进行期间（比如拉杜里所描述的罗马人的狂欢节）来发动如此多的反叛？
作为抵抗实践的潜隐剧本
安全阀立场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体现了某种根本上的现实主义谬误。这种认为后台形式或遮掩形式的攻击是一种无害的宣泄并有助于维持现状的观点假定性地认为，我们正在检视的是一种相当抽象的争论（其中有一方在这一抽象争论中身处劣势），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实质性的斗争。但是，主人与奴隶、婆罗门与贱民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围绕尊严和统治权而发生的某种观念冲突，它们是锚定在各式各样物质性实践中的某种从属过程。人身支配的任何实例几乎都跟某种剥削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以恭顺态度、行为举止、身体姿势、言语程式、谦卑行动压榨符号性税收（symbolic taxes）之外，支配性精英还会以劳动、谷物、现金、服务的形式压榨各种物质性税收。当然，在实践中，两种形式的压榨彼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每一种剥削行动在象征意义上也是某种从属仪式。
支配与剥削之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将从属性的观念和符号体系跟物质剥削过程完全分离开来。同样地，我们也难以将对于各种支配观念所实施的遮掩起来的符号性抵抗跟为阻止或减缓剥削而发动的实际斗争完全区分开来。像支配一样，抵抗也需要在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战斗。潜隐剧本并不只是幕后的抱怨和牢骚，它是通过一系列脚踏实地、低调谨慎的策略做出的实际行动，这些策略旨在使剥削最小化。以奴隶为例，这些策略经常包括暗中偷窃、顺手牵羊、假装忽视、逃避工作或敷衍劳动、拖延不动、秘密交易和秘密生产以便用于出售、破坏谷物、牲畜和机器、纵火焚烧、逃之夭夭等。农民通常采取的策略则包括非法获取、蹲坐地头、非法拾穗、以物抵租、清空秘密场域、拖欠封建税费等。
以奴隶的偷窃问题为例，我们如何可以看出这一实践策略对于奴隶们的意义呢？偷窃谷物、鸡鸭、家猪等只是对于饥饿折磨的回应，还是为了获得冒险的快感，或者只是为了惩罚他们所憎恶的奴隶主或监视者？实际可能是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个，甚至还有更多可能。当然，在公开领域中，主人对于偷窃的界定往往占据主流。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猜测性地认为，小偷只是在幕后悄悄取回他自己劳动的产物。我们也都知道，半秘密性质的奴隶文化会鼓励小偷到主人那里偷窃财物并为此欢庆，任何胆敢将偷窃行为予以曝光的奴隶都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偷取财物而又不被逮住是［奴隶们的］一种美德……而且，他们越是怀着极大的痛恨去为非作歹，越是能够说明其美德的崇高。”我们并不是要指出如下这种显而易见的观点：除非人类行动者赋予自身行为以意义，否则其行为将是不可理解的。相反，我们是要指出，潜隐剧本中的话语并不仅仅有助于阐明行为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构建那些行为。
以18、19世纪欧洲的森林犯罪为例——由于相关历史证据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深入说明，抵抗实践和抵抗话语如何相互维持。在财产法和国家控制业已强力实施的时代，直接坚持反对主张通常都是极为危险的。但因为对于森林的有效监管面临着极大困难，于是，一些低级形式的抵抗反而会以相对较小的风险取得显著的成功。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指出，紧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生，瓦尔省的农民利用政治真空，抓紧时间去干各种违背森林法之事。他们会去干一些从通常习俗角度来看他们有权干的事情，从而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受到惩罚，比如捡死树枝、烧制木炭、放牧动物、采集蘑菇等，尽管新的全国性法律禁止这些事情。阿居隆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些实践活动事实上源自他们对于森林所具有的某种权利意识，但为了安全起见，这种权利意识不能公开宣告出来：“从那时起，潜隐政治已经在进行着某种演变，这种演变导致他们将其对于树木的权利意识转变为各种乡民式抵抗，进而导致上诉，再进一步转变为对宪兵、法警和地方官员的憎恨，最终这种憎恨又导致某种新的革命愿望，要求获得或多或少的解放。”
有一项深入讨论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非法狩猎及为控制非法狩猎而采取的严厉死刑惩罚的研究揭示了，大众感受到的难以公开宣告出来的不公正感，跟那些旨在以秘密方式实施其权利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该时期，有头衔的地产主和国王都开始极力限制各种当地的习俗权利，现在，他们坚持认为放牧、狩猎、诱捕、钓鱼、开垦草地或荒地、捡柴火、剪除杂草、煅烧石灰、采集石头等习俗权利是对他们的排他性财产权的侵犯。显而易见的是，自耕农、佃农和劳工会将对于习俗法的这种违背视为某种不公正。于是，汤普森写道，自耕农们有其“对于各项权利和习俗的持久传统……他们觉得自己而非富有的闯入者才是森林的主人。”当我们回想到他们当然是按照规范行事因而也受到他们的多数社群的支持时，将非法（outlaw）概念用到那些持续实施着其权利但现在剥夺了其权利的人们身上，似乎就像一阵怪异的凶铃。
然而，当他们设陷阱诱捕兔子和温火炖兔肉时，我们却无法直接进入到他们的这种潜隐剧本之中。当然，在一种所有条件都不利于农民进行持久而公开之对抗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未实施任何公开的抗议，也未将其古老的森林权利公开宣告天下。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几乎看到的是全然的沉默不语——平民的声音是哑然无声的。然而，他们的言说往往都是夜里或遮掩下的各种日常形式的抵抗，他们通常是以规模越来越大、攻击性越来越强的日常抵抗形式来宣告他们的权利。由于围绕森林财产权利而发生的法律对抗或政治对抗，对他们来说只是徒劳无益和风险加剧，因而他们选择了零敲碎打式的、秘密无声的方式去实施他们的那些权利——在实践中竭力保持他们在法律上遭到否决的财产权利。在当代的各种权威中，公开沉默与秘密反抗之间的反差并未消失，比如，作为当代权威之一的特里劳尼（Trelawny）主教曾说道：“有些瘟疫般的恶毒之人……总是干着公开宣誓效忠政府却又秘密颠覆政府这类事情。”
倘若没有某种鲜活的后台剧本以及其中的各种价值、理解和大众愤慨可以支持和维持非法狩猎行为，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大众非法狩猎几乎也就不可能得到实施。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通过实践（而且是秘密无声的实践）来推测潜隐剧本。有时，某个事件可能会指明位于公开话语表层之下的某种东西，比如当猎场看守者持续不断地阻碍大众习俗时收到的一封匿名威胁信，或者诸如这样的事实：当地铁匠破坏了为建造鱼塘而修建的大坝，但当他遭到起诉时，起诉方无法在5公里范围内找到任何人来证明他的破坏行为。更为罕见的情况是，当公开宣告其权利而不会进一步失去什么时，潜隐剧本的规范性内容也许将涌出水面。于是，被认定为有罪并不久将被绞死的两名“偷鹿者”才冒险讲道：“鹿是野生动物，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合法地使用它们。”
这里就非法获取进行简短讨论是为了说明，那些认为掩饰起来的意识形态异议或攻击的运作犹如安全阀一样会削弱“真实”抵抗的观点，忽视了如下这个最为重要的事实：这种意识形态异议实际上经常体现在各种实践之中，而这些实践意在就权力关系进行某种并不引人注目的重新协商。我们讨论中的那些自耕农和佃农并不只是要创造出某种抽象的、情感上得到满足的后台，以主张那些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的财产权利；而是完全身处森林之中，日复一日、尽其所能地践行着他们的那些财产权利。在此，潜隐剧本和实际抵抗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辩证关系。假如我们同时认识到人们在森林里进行的实际斗争是习俗、英雄主义、报复、正义等后台话语的来源，那么，习俗权利和愤慨所构成的潜隐剧本，则是大众非法狩猎的某种来源。如果后台谈话是人们获得满足的某种来源的话，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森林事务的日常冲突中获得了一些实际的好处。任何其他的阐述模式都必然将在人们的所思所言与所作所为之间建立一堵难以令人接受的高墙。
绝非是安全阀取代了实际抵抗，而是后台的各种话语性实践在以某种方式维持着实际抵抗，比如，工厂工人之间非正式性的同伴压力可以防止个体工人违背工作规范或成为工资率破坏者。可以说，从属者是在两个世界之间——主人的世界和从属者的后台世界——来回穿梭。这两个世界都有其自身的惩罚性权力。从属者通常可以监视其他从属者在公开剧本中的演出，而支配者却很少能完全监视潜隐剧本中的表演。这意味着，想要迎合主人以便使自己获得特权的任何从属者，在回到他自己的同伴世界后，都将不得不想好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行为。在系统性从属的各种情境中，这种惩罚也许不仅是责骂和侮辱，甚至可能是身体强制，犹如监狱囚犯会狠狠痛打告密者那样。因而，同伴之间的社会压力本身就是从属者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工业社会学家很早就发现，同事们的责备要远胜过他们对更多收入或更高职位的欲求。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潜隐剧本的社会层面视为某种政治领域；在该领域中，从属者们以逆境求生般的顽强毅力，在他们跟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中竭力采取着特定形式的行为和抵抗。简而言之，将潜隐剧本视为实际抵抗的某种前提条件而不是取而代之，可能才是更为准确的理解。
或许有人会说，即使这些实际抵抗，也会跟反映和维持它们的话语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应对机制，不会对总体性的支配局势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种观点也许还会进一步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抵抗，遮掩起来的符号性反对只不过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异议而已。一方面，这种观点虽然十分正确却无甚相关，因为我们是要指出，当正面攻击被各种权力现实所阻止时，政治斗争将会采取这些形式。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就会回想到，成千上万这种“微不足道的”抵抗行动的汇聚，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及政治后果。在生产中，无论是在工厂车间里还是在种植园里，这些行动所导致的生产业绩，既不会坏到让工人们遭受惩罚，也不会好到让生产事业取得成功。大规模的工人们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行为，吉拉斯这样描述了这种现象：“成千上万漠不关心工作的人拖拖拉拉地从事着的毫无生产性的工作……是可计算出来的、可以看见的、极其巨大的浪费，这是任何共产主义体制都难以避免之事。”大规模的非法狩猎和蹲坐地头可以重构财产控制体系。农民大规模的逃税漏税会导致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各种税款挪用危机。农奴和农民通过应征入伍而进行的大规模逃亡，曾摧毁了不只一种旧体制。在各种恰当条件下，诸多微小行动的逐渐累积将会引发某种雪崩式后果，就像堆积在陡峭山脉上的一片片雪花一样。
试探底限
在任何分层化的社会中，都会有一系列限制，规定了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分别可以干什么……然而，实际发生的是某种持续的试探，以此去确定他们如何可以逃脱惩罚，去探索服从与不服从的界限。
——巴林顿·摩尔，《不公》
我们几乎很难论述某个奴隶、贱民、农奴、农民或工人，更别说作为群体的他们了，因为他们不是全然顺从性的，便是全然不顺从的。然而，在何种情况下，隐藏的意识形态反对和并不引人注目的实际抵抗将敢于站出来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姓大名呢？反之，公开抵抗将如何日益被迫转变为规避性和秘密性的表达呢？
游击战隐喻将有助于我们最佳地理解这一过程。犹如在游击战中一样，在各种支配关系中，交战双方都彼此了解另一方的相对优势、能力及因此而可能对某次攻击行动所采取的回应。但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谁也不曾真正知晓事实上的力量平衡状况，对此所做出的估计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先前的探查和碰撞得出的。于是，我们必须假定，希望取得胜利的双方很可能都会持续地试探和检测他们的力量平衡状态。一方可能会首先做出明显举动，然后看它是否会幸存下来或遭到攻击，如果这样的话，再评估它具有何种优势。在这个由各种佯攻所构成的无人领地中，战场上最日常性地发生的并不是很少见的正面进攻，而是各种小规模的攻击和对敌情强弱状况的试探。进犯取得成功后，无论是为了抵制反攻还是根本没有任何挑战，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更具有攻击性的进犯，除非遭到了某种决定性的还击。只有在经验性地搜查和试探过程中，才可能偶然接触到各种可能性的极限或底线。
应该比较明显的是，这一过程的动力学仅仅存在于这样的情境之中，在这些情境中，多数从属者的遵从和服从都不是因为他们内化了支配者的各种规范，而是因为监控和奖罚体系使他们选择了谨小慎微的顺从。换句话说，它假定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某种基本的目标对抗会经由纪律与惩罚关系而得到抑制。我想，我们也许通常都会推测，这种假定存在于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制和农民——地主关系中，这些关系同时包含着物质剥削和身份贬损。这些假定也许还存在于特定的制度性情景之中，比如狱卒与囚徒、精神病院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教师与学生、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猎场看守者、森林看守者与非法获取者之间关系的兴衰变迁，可以作为有用的例子，来说明各种底线或界限是如何被探查、检测和偶尔破坏的。汤普森对于18世纪早期非法获取的解释，详细描述了非法获取的每一步过程，平民由此而一点一点地稳步侵占着地主私人和国王的土地。一旦某项实践得以确立，并被视为一种习俗，那么，随着稳步的日益实践，这种习俗几乎可以等同于法律规定的权利。然而，为了不激发起公开对抗，这一过程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会被人轻易觉察。比如，村民也许会偷偷地将地下的树根捆起来，于是当这些树死掉后，他们就可以公开地弄走这些死去的树，这是完全允许的。他们也许还会将绿色树木藏在一捆死木的中间。如果不受检查的话，他们还会逐渐增加绿色树木的比例，直到绿色树木占据一捆树木的多数。当监管比较松弛时，这一逐渐累积过程可能会猛然加速，好像那些曾经受到阻止的人们，现在都急匆匆地去获取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有权利获得的木材、野味、牧场和泥煤。于是，当某个主教辖区的大片林地“在六个月内快速变为空地时……佃农们……似乎对木材和野鹿发动了一场强烈的攻击”。总体上看，优势力量显然掌握在国王和大地产主手里，但那些非法获取者也并非毫无实力。地势状况似乎有利于他们的潜隐政治，他们经常会以匿名的威胁、毒打、纵火等方式恐吓治安法官和猎场看守者。随着非法获取变得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攻击性和公开性，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将不再仅限于对野味、林木等财产的控制权，还在于下层阶级通过公开不服从所体现出来的潜在挑衅。正如汤普森所解释的，
使事情变得“日益紧迫”的是从属者对权威当局的不断公开羞辱，同时发生的还有对于皇室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不断攻击，令人感到似乎有一场旨在扩大特定要求的联盟运动……某些征兆看起来像是要发生阶级冲突，受扰地区的保皇主义贵族们便是攻击目标，这些地主可怜而孤立地在努力加强秩序……正是对于权威的这种取代之而不是古老的偷鹿恶习，在政府看来构成了某种紧迫之事。
黑法令（the Black Act）规定晚上蒙着黑色面具在外活动者将被判死刑，这一法令是国家做出的一项决定性还击。
诸如非法获取这种潜隐性政治抵抗背后的动力，不仅受到权威当局所施加的监视和惩罚等制衡力量的影响，还受到从属人群之需求和愤慨程度的很大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所写的一些早晚文章中所指出的，盗取木材在19世纪中叶是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总体侵犯程度的变化受从属人群实质需求的影响，跟受管制措施严格程度的影响一样大。当生活供给品极为昂贵、工资很低、失业率增高、严冬来临、向外移民困难、木制小人（dwarf-holding）流行时，从属群体对于森林的侵犯程度将会激增。在糟糕的1836年，普鲁士的207000件起诉案件中，有150000件都是森林犯罪。1842年，光在巴登这一个州，每四名居民中就至少有一名被定罪者。有时，森林侵犯案件几乎压倒性地淹没了国家的司法力量。
在日常抵抗背后起到驱动作用的压力，虽然随着从属群体的需求而变化，但它几乎不会在整体上完全消失。关键在于，监视和执法方面的任何薄弱环节都可能很快就被从属群体利用；没有设防之地很可能会转变为失控之地。这种模式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诸如租金或税收这种重复性挪占的事务之中。比如，拉杜里和其他学者绘制出了将近四个世纪的什一税收取和支出情况（在原则上应该是耕作者所收谷物的十分之一）。什一税的使用很少是为了地方宗教目的和慈善目的，而这些目的是设立这一税种的初衷，因而什一税遭到人们最为严厉的愤恨。然而，很少发现有任何公开的抗议、请愿、暴动和反叛，尽管偶尔确实会爆发，但也运用了大量的秘密规避模式。农民会在收取什一税之前秘密收割谷物，公然不注册田籍，套种收取什一税的作物和不收什一税的作物，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什一税收取者取走的谷物要少于其庄家的十分之一。压力始终是持续不断的，但在那些执法松弛的少数时刻，农民可能会抓紧时机，利用好各个机会。于是，当因战争而调走地方卫戍部队时，什一税的收取将会直线减少；当什一税收取者是新来之人时，农民们也会充分利用他对于各种规避技巧的不熟悉。最戏剧化的例子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革命政权要求各地官员通过收取赎回金的方式来逐步废除什一税，法国农民很好地利用了随之而来的空当。因为感到存在政治真空，革命政府无力强制性征收，因而农民们有效地规避了向地方官员支付赎回金，从而立刻废除了什一税。
意识形态异议和符号性异议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我想我们可以用比喻性的方式来这样表述：潜隐剧本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力，它始终在挤压着什么被允许登上台面的限制，犹如水流对大坝的冲压。压力程度自然随着从属者共同体验到的愤怒和愤慨程度而变化。在这一压力背后存在着某种不受约束的表达欲望，他们想将潜隐剧本中的各种情绪直接向支配者发泄出来。若不能直接爆发的话，不断对限制或底线进行试探的这一过程，比如说，将意味着尤为勇敢地、愤怒地、冒险地、粗心大意地做错从属性姿势或说出某些稍微打破底线的事情。如果这种不顺从（不敬、无礼）行动并未遭到指责或惩罚，其他人也将会利用这种违规，并做出新的违规之事；因而，在事实上形成的规定人们可以言说什么的某种新底线，将会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底线会将人们开拓出的新领域纳进来。一个小小的成功可能会促发他人做出进一步冒险，这一过程于是会快速得到强化。反之，支配者可能也会违背界限或底线，但其违背的方向跟从属者不同，他们是要压制此前曾经容忍的那些公开姿势。
拉纳吉特·古哈曾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公开的去神圣化行动和不敬行动经常是实际反叛的最初迹象。即使那些看似十分微不足道的行动，比如种姓地位低的人戴上了头巾、穿上了鞋子、拒绝躬身或给予恰当的问候、做出某种好斗的样子或某种挑衅性的姿势等，都可能代表着对于从属仪式的某种公开违背。只要精英们将对于他们尊严的这些侵犯等同为公开叛乱，将符号性挑战和反叛视为同一件事情。
于是，符号性挑战的逻辑极类似于各种日常抵抗形式的逻辑。出于谨慎考虑，它们通常都不那么引人注目并会遮掩起来，决不承认它们是对实质秩序或符号秩序的公开挑战。然而，当压力急剧上升或当阻挡该压力的“土墙”出现薄弱之处时，非法获取可能就会猛然地转变为土地侵占，规避什一税就会转变为公开拒绝缴纳，谣言和笑话就会转变为公开侮辱。因而，在内战之前，对于西班牙教会神职人员的后台轻蔑都仅限于掩饰起来的闲言碎语和传闻谣言；但战争爆发之后，人们就立刻开始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公然挖掘教堂地下室内大主教和女修道院院长的尸骸，毫不遵循神圣仪式地将其抛弃在门前台阶上。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可能转变为直接辱骂的这种过程，极为类似于各种日常抵抗形式转变为公然的集体反抗的过程。
从支配者的角度来看，持续试探底线的逻辑让我们警惕地认识到，树立某种范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公开违背底线或界限是在激发他人以同样方式进行冒犯一样，通过公开报复而牢牢守住符号性领域，则会阻止他人冒险发动公开反抗。逃跑者被击毙，坚持己见的奴隶被罚笞刑，不听话的学生受到惩罚；这些行动的意义，犹如公开事件对于某种从属者受众（audience of subordinates）的意义。它们意在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将对现存边界的任何进一步挑战或对于新领地的可能开辟（如法国人所谓的“杀一儆百、杀鸡儆猴”）都扼杀在萌芽里。
最后，有关权力关系中的“微观性”（micro）连推带挤机制的清晰认识，尤其是以占用他人财物和永久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权力关系，将使我们对于自然化和合法化的任何静态认识都变得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某种支配性的精英将不停地努力维持和扩展其物质性控制和符号性范围。相应地，某种从属性群体则会构想各种策略，去阻止和逆转精英对其财物的剥夺，并获得更多的符号性解放。对于奴隶和农奴来说，受到物质性压力去抵制剥夺的过程，几乎就是某种物理意义的必然性，其背后议论的欲望（the desire to talk back）也具有自身不可抗拒的逻辑。没有谁可以在这块领域上保持永久的胜利：在尚未对失地进行探测之前，清除灰尘的工作几乎就难以开始。人们经常会以看似微小却意义重要的各种方式，去检测和探查支配的自然化，尤其是在那些实施权力的地方。
地下抵抗
现在，我们需要对部分论点稍做总结。直到如今，从属群体的很多活跃性的政治生活仍然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因为它们发生在我们很少将其视为政治的层面上。在总体上，为了突显那些被忽视之事的深远影响，我想将公开发起的、公然宣告出来的抵抗跟伪装起来的、低调的、未曾宣告出来的抵抗区分开来，前者虽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后者却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潜隐政治领域（参见下述表格）。
支配与抵抗
对于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言，排他性地关注公开政治行动，将可以捕捉到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很多东西。政治言论及结社之自由的历史成就，明显降低了进行公开政治表达的危险和困难。但是，在不久之前的西方，甚至在今天，至少对于很多弱势的少数族群和边缘化的穷人来说，公开的政治行动几乎不能捕捉到他们的多数政治行动。对于公开宣告之抵抗的排他性关注，也无助于我们理解新政治势力和新政治要求在公开上映或初露锋芒之前的逐渐萌生过程。比如，如果对黑人学生、牧师及其堂区教友们的后台话语缺乏了解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或黑人权力运动所代表的公然决裂呢？
从长期的历史视角出发，我们将会看到，相对安全的、公开的政治反叛，既是相当稀少的，也是近代才出现的。绝大多数的人曾经是并将继续是奴仆，而不是公民。如果我们只是将政治性（the political）概念限定为那些公开宣告出来的活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属群体基本上缺乏政治生活，或者他们的政治生活仅限于那些异常性的群众爆发时刻。这样做将遗漏掉位于静默不语和公然反叛之间的一大片政治领域，无论好坏，这片领域都是从属阶级身处其中的政治环境。这样做是在集中关注明显可见的海岸线，但忽视了海岸线之后的广阔腹地。
每种形式的掩伪装性抵抗和潜隐政治，都是高声宣告出来的某种公开抵抗形式的默默无闻的搭档。于是，零碎式的蹲坐地头是公开侵占土地在潜隐政治中的对应物：二者的目的都是要抵抗其土地的被剥夺。前者虽不能公开宣告其目的，却是一种适合毫无政治权利的从属者们所采用的策略。于是，传闻谣言和报复性故事便是公开的蔑视性和亵渎性姿势在潜隐政治中的对应物：二者的目的都是要抵抗从属群体的身份或尊严所遭到的否定。前者不能直接行动，但可以肯定和确定其意图，因而是一种符号性策略，同样适合那些没有政治权利的从属者。最后，千禧年意象和民间宗教的各种符号性颠倒则是公开的、极端的反动意识形态在潜隐政治中的对应物：二者的目的都是要否定维持意识形态支配的那些公开化的象征符号。于是，潜隐政治基本上是从属者在极其危险之境况中进行抵抗时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形式。
潜隐政治在策略上的势在必行和不可避免，使其并不仅仅在程度上跟现代民主制的公开政治有所区别；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行动逻辑。不做任何公开宣告，不划定任何公开的符号性界限。所有政治行动都是以各种旨在模糊其真实意图或掩盖其明显意涵的形式进行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行动是以其自己的名义、以公开承认的目的进行，因为那将是自掘坟墓。由于人们在做出这些政治行动时，会故意保持匿名或拒不承认其真实目的，所以，对潜隐政治将可以做出不止一种解释。事情并不是它们所完全看起来的样子。
潜隐政治所遵循的伪装的逻辑（the logic of disguise），不仅体现在其实质内容之中，也会扩展到其组织形式之中。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组织形式既是政治选择的后果，也是政治必然性的产物。因为公开政治活动完全遭到阻止，从属者的抵抗将不得不限于由亲属、邻里、朋友和社群所组成的非正式网络，而不是正式组织。正如各种民间文化中的符号抵抗具有某种可能的无害意涵一样，潜隐政治的各种基本组织单元也具有其替代性的无害意涵。市场、邻里、家庭和社群等非正式聚集，既可以为抵抗提供某种组织结构，又可以对抵抗进行掩护。由于抵抗是在小群体之中和个体身上发生的，即使以较大规模发生，也会利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实际伪装，因而这种抵抗可以很好地用于阻挡来自上层的监视。在这种抵抗中，没有领导人可以被逮捕，没有成员名单可以被搜查，没有公开宣言可以被声讨，没有公开活动可以吸引眼球。我们也许能说，这些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那些更为精致、公开化和制度化的形式可能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形式基础之上的，而这些基本形式则很可能依赖其自身的有效性或生命力。这些基本形式还有助于解释潜隐政治为何总是要逃避人们的关注。如果正式政治组织是精英们（比如律师、政治家、革命者、党魁等）的领域、官方记录（比如革命、宣言、新故事、请愿、诉讼等）的领域和公开行动的领域，那么，与之相反，潜隐政治则是缺乏正式领导权和非精英们的领域，是日常谈话和口头话语的领域，是暗中抵抗的领域。潜隐政治的逻辑是在它途经之处尽量不留踪迹。通过掩盖其踪迹，它不仅降低了实践者所冒的风险，而且未曾留下或消除了很多记录和证据，否则的话，这些资料或许能使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信服地认识到真正的政治是如何发生的。
毫无疑问，潜隐政治就是真正的政治。跟自由民主制下的政治生活相比，潜隐政治在很多方面都怀着更大的赤诚，冒着更高的风险，迎着更严酷的逆境。真正的阵地总是不断失去和收回。潜隐政治的各种开小差，会使军队溃散，可为革命助力。实际上，财产权也在不断地被确立和被挑战着。从属者为了拒绝提供劳动或税收而采取的各种微小策略的日益累积，将使国家遭遇财政危机或拨款危机。肯定其尊严和报复性梦想的各种抵抗性亚文化，也在不断地被创造着和被培育着。反动意识形态的话语逐渐得到了精心阐发。于是，正如此前已经强调过的，潜隐政治经常是对规定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各种界限或底线，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挤压、检测和试探。任何监控和惩罚方面的松弛，都会使拖延工作的威胁转变为公开的罢工，使民间故事中的隐晦性攻击转变为面对面的挑衅性蔑视，使威胁性的千禧年梦想转变革命政治。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潜隐政治也许可以被视为政治的基本形式（就奠基性意义而言）。它是那些更为精致、更为制度化的政治行动的基石，没有它，更为精致和制度化的政治行动将不复存在。在历史上多数从属者都生活其中的专制、迫害等境况中，这就是政治生活。当罕见的公开政治生活礼仪（civilities of open political life）被剥夺或被摧毁时，正如它们所通常发生的，基本形式的潜隐政治却仍然在为无权者提供着纵深防御。
权力的纵情狂欢：
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
总之，对凯夏（Kezia，当前正遭遇不幸的一位家仆）来说，这段困难时期就像是一段纵情狂欢的时光：她因为具有不受斥责的自由，可以随意叱骂那些地位比她高的人。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你会激我很快就说出不能说出的事情。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最精彩的、最激动人心的摔跤比赛……发生在那些生于某种不公、背叛、伤害之历史中的人，跟那些承诺了报偿的人之间。正如摔跤手自豪地说道，也如他们的粉丝们所逐渐习得的期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果”。
——唐纳德·诺尼尼（Donald Nonini）和寺冈晶子（Arlene Akiko Teraoka），《拳击场上的阶级斗争》
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将要探讨的是潜隐剧本与公开剧本之间的界限被明确打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尤为吸引我们的是，将潜隐剧本首次公开宣告出来，会带来何种政治影响。如果对于这些异常时刻的分析抢占或取代了我们前述的讨论，那将是十分不幸的。我的观点的主旨绝不只是表明，对支配者和弱者的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的认识将如何有助于我们以某种新奇的方式阐明权力关系。随着我们转向那些罕见的公开对抗场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认识：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因为它们是公开碰撞、社会运动和冒险反叛的序幕或地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对如下观点的坚持似乎就将是徒劳的，也即从属群体的绝大多数政治斗争都是在更为模棱两可的领域中进行的。
必须做出上述限定并将其牢记于心，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潜隐剧本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显现出政治决裂之前兆的时刻。理解这些时刻的第一步，是将那些首次表达抗议的人们的语气和情绪置于我们的分析中心。只要他们的激动和精力在部分地推动着事件发展，他们就如同各种结构性变量一样，也是情境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是各种政治决裂的基础性力量——这种力量是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无法捕捉到的，更不必说公共选择理论了。在阐述了反抗行动所引发的最初的兴高采烈（也伴随着恐惧）之后，我将解释如下事实：颠倒过来的公开羞辱，为了被人们完全欣赏，同样也需要公开化。这将使我们思考，克里斯玛行动是如何因为根植于某个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之中而获得其社会力量的。正是这段史前史（prehistory）使这些克里斯玛行动得以可能，这段史前史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个政治决裂如何能够急速升级，急速到连革命精英都感到自己应接不暇和被甩到了尾后。
拒绝再生产霸权式表象
面对权力，公开拒绝做出常规性服从所要求的言语、姿势或其他符号，通常都会被（往往还是有意地）视为某种反抗行动。在此，至关紧要的是要区分清楚实际上未能做到服从和公开宣告拒绝服从。前者并不必然会违背常规性的支配秩序，后者则大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违背支配秩序。
实际上未能做到服从的同时，若还伴随着直截了当的公开拒绝，那这将犹如中世纪骑士扔掉铁手套一样，是一种符号性的宣战。从属者未能以恰当的程式向位优者表达敬意是一回事，这种未能服从可能会被视为一次没有任何符号性意涵的疏忽大意。但是，大胆地拒绝向位优者致敬，则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方面，这两种行为几乎是一样的，但前者只是一种没有危害或模棱两可的行动，而后者则是对于支配关系本身的某种潜在威胁。于是，这可能是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的普遍差异：碰到某人和公开推搡他、私下偷偷摸摸与公开抢夺物品、不能唱好国歌与在他人站着唱国歌时公然坐着、闲言碎语与公开侮辱、因粗心大意而导致的机器坏损与因明显破坏而导致的机器坏损之间都存在这种差异。比如，根据天主教的等级制，如果其信徒中有很多人都选择过一种非婚生活，那么，无论这种选择多么令人遗憾，跟这同一群信徒们公开拒绝和批评婚姻圣典本身及教会权威对它的赐予相比，非婚选择只有很小的制度性意义。
支配精英之所以要对从属者的表演不充分与公然违背规范进行明确区分，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神经过敏般的荣誉感，而是源自他们对公开反抗的各种可能后果的理解。很多形式的权威都可以容忍一些极高程度的实际不服从，只要这种不服从并未扰乱霸权的公开构建（public fabric）。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差别，他讲到，当某位学生公开宣布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当他阅读权威当局所认可之诗人的经典作品时并未感觉到任何权威当局所认可的那些感受）后，这门文学课的学生们通常所具有的普遍的漠不关心和缺乏热情的态度立刻就为之一变。那时，“普遍无能（impotence）的可怕阴影……萦绕着整个阶级；主人感到他可能将被迫屈服于人，除非给自己注入双倍剂量的信念和信心，坚决而迅速地采取行动”。一旦对统治事业缺乏信念，让潜隐剧本放任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项公开事实，那么，这将对统治正当性构成某种威胁，而后台异端学说本身却从未能构成这种威胁。
在一些极其罕见的场合，原本旨在让大众协调一致地展示支配和满怀热情地同意支配，可能会突然转变为下层人对拒绝与批评支配的展演，“普遍无能的可怕阴影”也随之转变为一种可以可以称之为符号性溃败（symbolic rout）的东西。
1989年12月21日，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这一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想要通过布加勒斯特的电视直播集会，表明在偏远的蒂米什瓦拉发生前所未有的游行示威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的掌控：
年轻人开始发出嘘声。他们讥笑总统先生，而总统却似乎并未注意到麻烦在不断升级，仍然忙于谴责反共势力。嘘声越来越大，在技术人员尚未控制电视直播和插入预录掌声之前，电视观众都可以隐约听到这些嘘声。
正是这一时刻，使罗马尼亚人认识到他们的全权领导者在实际上是如此地虚弱无能。这导致了当天下午的首都示威游行和第二天夜里的血腥镇压。
图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罗马尼亚政治人物，1965年至1989年间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图源：wikipedia]
因此，霸权表象的再生产对于支配的实施至关重要，即使是通过胁迫所维持的霸权表象。于是，那些将主义和教条视为其认同核心的各种机构，通常并不那么关心人们坦白其异端学说和信仰转变时的真挚性，更关心的是这些异端学说或信仰转变赋予人们在公开展示中的全体一致性。个人的怀疑和内在的犬儒主义是一回事，对这些机构的公开怀疑和外在批判则代表着意义不同的另一回事。
因此，公开地拒绝遵从某种霸权式表演的要求，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服从形式。实际上，不服从（insubordination）这一概念在此尤为恰当，因为任何特定的拒绝遵从都并不只是轻轻地推倒一面符号之墙；它必然会对这种服从（subordination）形式所必需的其他行动也都构成质疑和挑战。一名拒绝向老爷躬身施礼的农奴，为何要继续向地主老爷上缴谷物和提供劳动服务？一次粗心大意的行为不当可以因其对支配体系的影响微不足道而得到修复或原谅。然而，一次成功的公开不服从行动则会穿透看似同意支配（apparent consent）的平滑表面，而表面上的同意本身便是对于潜存其下的各种权力关系的某种显而易见的提醒。正是由于符号性反抗行动对权力关系具有如此无所不在的影响，正如维纳所提醒我们的，跟违法行为相比，罗马人才会更为严厉地处罚桀骜不驯（indocilité）。
是否清楚明确地发生了某种不服从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因为某个既定行动的意义并非是给定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毫无任何解释性的自由。当一名奴隶在其他奴隶的面前攻击他的主人时，将其视为一种清楚明确的公开挑战是言之有理的。当小偷或非法盗取者夜间偷偷行动时，并不会对财产关系构成公开挑战，这也是言之有理的确定性事情。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那些情况，则往往具有极大的解释性自由。当符合其支配时，支配者也许会选择忽视某些符号性挑战，假装没有听到或看到，或者也许还会将挑战者界定为精神失常者，由此也就消除了其行为可能具有的其他意涵。拒绝承认某项挑战也可能是一种策略性选择，意在给予挑战者一个重新思考其行动的机会（比如说“我将忽视这次违法犯规，只要你……”）。同样地，支配者可能也会将某个模棱两可的行动视为是某种直接的符号性挑战，以便为其他人树立某种公开的反面典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了一名主人可能会如何（或多或少武断地）将某种回答的语调、某次回答的不及时、某种面部表情、某次点头理解为轻率行动，并因此而痛打其奴隶。
如何理解这种行动，并不仅仅是支配者的情绪、脾气和洞察力问题；它还尤其是某种政治问题。比如，统治精英经常会从其利益出发，将游击队和叛军视为盗匪。通过否定反叛者想要寻求的他们在公开话语中的地位，权威当局想要将其行动吸纳到可使该行动对国家的政治挑战意义降至最低的某个范畴之中。这种策略会在下层遭遇到它的镜像反应：农民会将某些盗匪反过来视为他们的神话英雄，这些英雄会像罗宾汉那样杀富济贫、维护简单粗暴的正义（rude justice）。某些标签的运用也许主要被视为习惯和传统问题，但它们很可能是某种修辞性策略的构成部分。精英们所宣传的界定在广大受众中是否盛行是另一个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其界定经常都服务于精英们的利益，将革命者标示为盗匪，将持不同政见者标示为精神失常者，将反对者表示为背叛者，等等。因而，拒绝再生产出霸权式表象，并不是完全直截了当的。为了对某种行动施加某种界定并使其持久稳固所进行的政治斗争，至少都经常跟这种行动本身一样地重要。
打破沉默：政治激奋
这种官方解释逐渐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于是，一种一般性的、无所不包的谎言开始甚嚣尘上；人们开始适应它，任何人在他们生活的某些部分中都需要跟这个谎言相妥协，或者与之共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打破吞噬一切的谎言之网，去维护真理，去以本真性的方式行事——不顾一切代价，甚至包括将感到一个人独自抵抗整个世界所可能面临的所有危险，将是一种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行动。
——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读者们也许会想到波伊泽太太的愤怒爆发对地主乡绅产生了触电般的影响。在此，我想要聚焦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时刻：当潜隐剧本被首次公开宣告出来的时候。要理解这一时刻，最重要的是把握它的巨大影响，它会对做出这一宣告的个体（或个体们）产生特有的影响，也往往会对目睹该宣告的受众们产生影响。要传达出这一时刻的主体性力量（subjective power），我们需要倾听一些一手叙述，让亲历者自己呈现他们的见证。
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General Augusto Pinochet）将军独裁统治时期的智利，里卡多·拉各斯（Ricardo Lagos）曾是几十位谨慎的反对派政治家中的一个。然而，1988年6月，当这位50岁的经济学家在智利电视台长达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打破了沉默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时的新闻报道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戏剧性的时刻：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中，他盯着摄像机，伸出一根手指，用极为雄辩的声音直接向皮诺切特将军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提醒诺皮切特将军，八年前的公民投票之后，他曾说，他这次并不想寻求再次当选。“而现在，”拉各斯先生说道，似乎仍然是直接说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你让人们在八年多里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严刑拷打、暗杀行刺、违背人权的国度。一个智利人具有如此强大的权力野心，竟然妄称要掌权25年；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决不允许的。”……当三位受访者不断地想要打断他的时候，他完全不理不顾地说道：“你将不得不原谅我。我是在为15年来的沉默而说话。”
在第一次公开宣告出潜隐剧本的体验中，个人的释放感、满足感、自尊感和兴奋感无疑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我曾经避免使用真相（truth）一词来描述潜隐剧本的特征，但很明显的是，当潜隐剧本不顾权力束缚而被公开宣告出来时，无论是言说者还是那些跟言说者具有共同处境的人，都会将其体验为一种真相最终被说出来从而取代了模糊含义和虚假谎言的时刻。如果说这种任何简单的真理宣称都具有其脆弱性的后现代感觉，阻止了我们对于真理这一术语的使用；那么，它肯定不能阻止我们认识到，正如哈维尔所说的，那些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人将其体验为某种真理时刻，某种证明自身（personal authentication）的时刻。
就此而言，我们从奴隶们的叙述中所获得的证据则并非是含义模糊的。比如，在主人或监管者去世后，通常都会要求奴隶们去公开说，他“将升入天堂”。但在后台，显而易见的是，奴隶们彼此之间都会说，令人憎恶的主人将跌入地狱，“犹如一只装满铁钉的桶”。因而，当某位尤其残酷和令人憎恶的监管者死去后，奴隶们会因他的死而相当自发地高兴起来，其自发和强烈程度是如此之大，甚至会满溢到公开剧本之中。奴隶们唱道，“噢！约翰·贝尔终于死去了，我希望他入地狱。”另一位叙述了这一场景的奴隶说道，“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黑人在种植园里是那么开心。”这一解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开心并不是源自一位敌人的死去，而是源自他们在集体性地公开表达其喜悦时所体验到的释放感。也许，通过这种反抗来证明自身的最著名例子，是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他跟主人发生身体对抗所给出的解释。冒着死亡的危险，道格拉斯不但在言语上回击了他的主人，他还不允许自己遭到痛打。出于自尊和愤怒，道格拉斯既要避免被主人打到，又不让自己打到主人。他们的对抗实际上是一场僵局，道格拉斯最后奇迹般地逃过了惩罚。然而，对我们的分析目的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这种体验对于他的意义：“此前，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我是一个人了……在抵抗了他之后，这是我此前从未有过的感受。犹如一次重生……我达到了并不怕死的那个程度。实际上，正是这种精神让我成为了一名自由人，尽管在形式上我仍然还是奴隶。当一名奴隶不再能够被人鞭打时，他就不再仅仅是半自由之身（half free）。”对于多数奴隶的多数时候来说，幸存的关键在于紧紧控制住其反抗冲动，无论是口头上的还是身体上的反抗。而在那些奴隶们反抗其主人的少数例外场合，这种反抗行动则会使他们的某种愉悦不再受到束缚，它终于真正地做了出来，同时行动者也会想象性地感到某种死亡恐惧。
即使当直接的身体危险因素被消除之后，奴隶们也会因为他们不用假装恭敬某位他们很看不起的主人而具有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所罗门·诺萨普曾是一名自由人，但被绑架并被贩卖为奴，10年后才最终逃脱，他这样感人地描绘了他在奴役下的行为举止：“10年来，我向他打招呼时，都不得不目光低垂，并脱帽致敬——总之是以一个奴隶的态度和语言……［现在他自由了］……我在人们中间再次抬起了头。我可以说出我所遭受的那些不公，以及那些趾高气昂地施加不公的人。”实际上，我们从所罗门·诺萨普的其余叙述中可以知道，当他身受奴役之时，他就已经向其他奴隶们说出了他所遭受的各种不公。因而，其区别并不在于他没有一块可以抬起头说出其感受的地方，而在于他现在是公开地说了出来，不是在后台向其他奴隶说了出来，而是直接向支配者说了出来。
对于权威当局的不满反应在长期压制后，一旦首次公开表达出来，往往蕴含着令人陶醉的兴奋感受，除了主奴关系之外，这通常也出现在其他各种形式的从属形式之中。在对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利运动与女权主义意识提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萨拉·埃文斯叙述了达莲娜·斯蒂尔（Darlene Stille）的经历。达莲娜·斯蒂尔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她陷入了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因为其性别问题而不能获得更高职位；她最终鼓起勇气，跟其他女性一起对抗她的雇主。她努力迈出这一步的具体过程对我们的直接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心理影响：“这些积存在我心里的愤怒，现在都释放了出来；我可以用某种方式吼回去，我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女性社群中找到我的声音；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感受。”当我们阅读这种类型的自我叙述时，很难不被那种因夺回人类尊严而具有的强烈感受所吸引。因而，达莲娜·斯蒂尔说她就像是一条狗一样在吼回去，跟其他人一起找到了她自己的“声音”。道格拉斯写道他获得了某种“重生”，诺萨普则是抬起头来，说出了真相。由于潜隐剧本中潜存着一个人性格的某个部分，此前，这一部分性格因安全考虑而一直被隐藏了起来。因而，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似乎也是对于某种自尊感和做人感（sense of personhood）的恢复或修复。
冒险将某个长期被抑制的剧本全部或部分地公开出来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个人性情、愤怒不满和好强逞能问题。然而，往往有各种历史性条件会突然降低公开表达的潜在危险，消除此前人们的胆小怕事，促使人们去做此前不敢做的事情。1988年，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运动（The glasnost campaign），释放出了苏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些公开宣告出来的恐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据报道，雅罗斯拉夫（Yaroslav）镇上的很多公民极为愤怒，因为一名并不受人尊敬的党徒被选为当地党员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党代会，他们动员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求撤销他的代表资格。他们在这种新政治氛围中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他们的群情激奋。当地教育机构的一名党员和党史教师瓦伦汀·舍明诺夫（Valentin Sheminov）竟然勇敢地、前所未有地用真名向戈尔巴乔夫拍电报，公开宣告说戈尔巴乔夫想要将各地苏维埃领导权都整合到党的领导之下是完全错误的。再次强调，最需要我们关注的不是他抱怨的具体内容，而是他用真名进行批判时所产生的欢愉感受：
在他将其想法发送到莫斯科后的数小时内，舍明诺夫先生仍然因这样“参与”党代会而感到明显的精神激动，他分享着当时仍在演变中的公开的自由（freedom of glasnost）。他从自己的口袋里小心地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电报凭据，得意洋洋地展示了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这样一件事情，”他说道，“我感到我移除了我灵魂中的一块绊脚石。”
我们的分析主要关注的不是一个孤立个体在公开宣告出此前的某种潜隐剧本时所经历的主观体验，而是那些或多或少面临着共同从属处境因而也或多或少分享着某种潜隐剧本的群体的集体性体验。在转向讨论这种集体性体验的分析性意义之前，我会简短地描述当某类人群突然发现其公开发声不再完全受压制之后所产生的社会氛围，这将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分析。历史记载最为详细且最为戏剧化的当代例子之一是1980年8月在波兰发生的全国性动乱，当时，波兰格丹斯克的列宁船厂（Lenin Shipyard）发生工人罢工，由此形成了一场被称为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的全国性劳工运动和一种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生活。其氛围如果不是狂欢式的话，也至少是节庆式的。比如，工人们开着经理的豪华轿车，接回了一名最近被解雇的普通的起重机操作工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她因为偷窃罪而被解雇，她到附近的墓地去捡烧剩的蜡烛，以便用于纪念1970年被政权所杀的那些罢工者。这一情境完全是某种仪式性的颠倒。在此，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公开对抗着作为官方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有人所言：“此前，该执政党宣称它在谱系上源自工人阶级，并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假装进行着统治，而现在，该执政党被带到了其代表之阶级的法庭面前。”向当权者公开宣告出潜隐剧本，并不仅仅是比喻性的表述。在工人们的坚持下，副总理不得不亲自来到船厂，跟工人进行协商；协商过程通过扬声器被直接播送给聚集而来的成千上万名船厂工人和来自其他工厂的代表。此前相对安全地隐匿在潜隐剧本中的各种抱怨和要求，跟权威当局的公开对抗，产生了相当巨大的社会影响。劳伦斯·古德温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
这里必然存在着某种人类的节律（human rthythm）——他们最终将能够公开言说，而总审查官（Chief Censor）则不得不在那里听他们言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这种时刻不会发生在任何其他遥远的社会或任何不平衡的人类关系中。首次以明显可见的方式发生，似乎经常都会有些过度；但这一时刻的出现验证了过去的耻辱和悲剧，表明某些基本的重新安排即将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或至少是满怀激情地渴望其发生。
对这一时刻做出评论的所有人都强调，公开对话一旦可能，大众的谈锋将奔涌而出。这时的潜隐剧本犹如一座突然开裂的大坝。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解释跟我们前述的分析十分类似，也将这种大众热情置于30多年来的沉默语境之中：
要理解这场“灵魂革命”的特质，我们必须知道，30年来，绝大多数波兰人都过着一种双重性的分裂生活。他们在两种行为方式、两种语言（公开的和私人的）和两种历史（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中长大。从上学时起，他们就学会了，不仅要在公开场合中藏匿起其私人观点，而且要机械地模仿统治意识形态所强加的另一套观点……对于无数个体来说，这种双重分裂生活的终结，将意味着某种灵魂深处的心理收获。现在，他们最终能够在工作场所中公开地表达其内心想法，就像身处大门紧闭的自己家里一样。现在，他们还十分确信地发现，几乎他们周围的任何人实际上对这个体制跟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这是巨大解脱的某种根源。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巴兰恰克（Stanisław Barańczak）将其比作水下生活多年之后上来透口气。能够公开地说出真理，是感到其尊严已恢复的内在构成部分。尊严是另一个关键概念，即使是那些偶尔的路过者，也几乎不会没有观察到，那些罢工者脸上和举止上所洋溢着的那种刚刚恢复后的尊严感。
如果我们了解那些该时期的潜隐剧本在其中得到阐明和培育的活跃的社会场所及1980年之前（1956年、1970年和1976年）波兰工人的公开行动的话，就会感到，将其视为上来透口气绝非是不着边际的离谱描述。1980年的事件在基调上并不新鲜，新鲜的是群众运动取得了较长时期的成功。1970年，一群工人破坏了波罗的海沿岸格丁尼亚市的党部，我们可以拿他们的情感体验来跟1980年的工人进行粗略的比较。其中的一名参与者解释道，他体验到：
某种难以写出来的东西。为了理解我们这群人是如何感受我们的力量的，你不得不亲身去经历一下。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站出来跟国家作对。在此之前，这可是大忌，是某种绝对遥不可及之事……我并未感到我是在抗议当时的物价上涨，尽管这是当时的导火索。你不得不至少部分地推翻你所憎恨的一切。
于是，在1980年之前，已经奠定了一段长长的史前史，它由各种歌曲、通俗诗歌、幽默笑话、街头智慧（street wisdom）、政治讽刺所构成，更别说有关早期群众抗议运动中的英雄、殉难者和恶人的大众记忆了。每次失败都会为大众记忆再铺垫上一层沉积，而这些大众记忆的沉积最终培育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群众运动。
寻求公开的满足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仪容承载着更多重要意义。
——帕斯卡尔，《思想录》
打破沉默的心理释放效果和社会意义都值得着重强调。各种实验证据表明，当实验对象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又无法进行相应的回击（预期到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时，人们可以预计，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展现出表示攻击行为的各种迹象。因而，受制于独裁主义领导权的儿童会将其对于领导人的敌意抑制起来，但是，这些压制性条件最终一旦有所松弛，他们通常就会表现出大量的攻击行为。
支配所导致的挫败有双重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当然是权力之实施所必需的各种羞辱和强制。第二层面的挫败，则是需要持续不断地控制自己的愤怒和攻击，以防止最糟糕的后果。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证据表明被压制的攻击性也许会转移到其他对象身上，但很少表明这些已经转移的攻击性能够有效地替代跟令其挫败之人或机构的直接对抗。无论发生了多少转移或替代，被支配者每天都必须在其支配者面前压制住其怒火。当有人最终冒险做出了公开抵抗行动时，其满足感也具有双重含义。既释放出了对于支配的抵抗行动，也最终做出了他此前一直努力抑制的反应。于是，持续的警觉和自我审查所导致之紧张的释放本身，就成为极大满足感的来源之一。
实际上，有些证据可以表明，自我控制与最终的攻击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性关联。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以如下方式描述了这种联系：
具有潜在攻击性但又被过度控制起来的人，其典型行为模式是伴随着内在异化的外在服从，这种模式也许源自某种社会化过程，这种社会化过于强调人们对于社会体系中各种规则的服从：为了获得他们父母的喜爱，这些个体不得不否定和压抑所有的敌意，无论其程度多么轻微……有证据表明，即使面对极端的挑衅，这些人一般也不会做出任何回应；但是，他们最终一旦做出任何攻击（这显然是事后再去判断其是否过度控制自己的必然标准），他们的行动则很可能会极其具有攻击性，即使对于某些微小的挑衅，他们也要积极做出回应，犹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津巴多在此建立的这种联系，完全是从个体心理学和婴儿社会化的角度来论述的。这样，它们就难以直接应用到从属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及文化情境之中。然而，这里所把握到的逻辑，对于有关支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或许会具有借鉴意义。如果我们设想某种完全从属的阶层，对他们来说，公开地恭敬和服从那些掌权者的意愿是他们所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认为，“异化”“过度控制”和攻击性倾向等都可能存在于他们的潜隐剧本之中。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津巴多的个体逻辑与左拉对于法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偏向性描述：
因此，当他的苦难变得难以承受之时，雅克·博诺姆（Jacques Bonhomme）可能会奋起反抗。在此之前，他已经遭受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恐惧和屈服，他的肩膀已经变得坚硬无比而难以搏击，他的灵魂已被完全击碎而难以认识出他自己的蜕化。在他放弃自己的小心警惕和愚昧迟钝之前，你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打他、饿他、剥夺他的一切；他的意识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稀里糊涂的想法，他自己都不能恰当地理解它们；长此以往，不公和苦难的不断累积，终将会迫使他冲向主人的脖颈，就像某些遭受了太多太多次鞭打的家畜终于被激怒到了极点。
如果说，津巴多对于攻击的描述仅限于有关个体人格的心理学范围的话，那左拉所描述的作为一类人的农民则几乎不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只运用其内脏肺腑来控制其行动的愚蠢畜生。然而，在他们两人的描述中，过度的自我控制最终都难以抑制住暴力冲动。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一过程做出某种社会解释，以将这种似乎令人不解的冲动性爆发跟潜隐剧本联系起来，跟各种日常形式的、伪装起来的实际和符号性抵抗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也许将能够对从属群体的政治做出某种并不具有那么多神秘性的解释。
无论第一次拒绝或反抗行动会带来多大的满足，我们都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其满足依赖于行动的公开性。从属关系中的恭顺、谄媚和羞辱是作为公开剧本中的一部分而被萃取出来的。因而，谈论尊严和地位的某种丧失，必然是在谈论某种公开的损失。我想，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只有通过某种公开报复，某种公开羞辱才会彻底地相互扯平。被公开侮辱也许会导致事关其尊严的后台话语和秘密的报复场所，但是，这些东西几乎完全不能跟公开报复相比拟；因为公开报复可以使受辱者恢复其地位，公开地肯定其荣誉，或者是对局势的某种公开扭转，并且最好是在那些曾经看他受辱的观众面前。
公开拒绝再生产霸权式表象的重要意义，有助于解释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所采取的方式，为何经常是公开违背某种既定的公开从属仪式。各种高度引人注目的姿态往往是其故意做出的挑衅，比如1936年西班牙革命者的外在羞辱（the revolutionary ex-humiliations），他们对西班牙大教堂所残留的神圣物进行了公开亵渎。这些做法对于改善革命人群的实质处境并无多大帮助，但确实很难想象出比这更为戏剧化或更具煽动性的符号来彻底反抗作为某种建制机构的教会。这种行动至少具有三种目的：它或许极大地满足了那些反对神职人员的人们，他们此前是决不敢公然挑战强大的教会的；它传达出这样的信号，革命人群并不害怕教会的各种精神性或现世性权力，反之则表明教会无力保护其最为神圣的堂区；最后，它向大规模的受众们表明，一切皆有可能。成功地公开违背支配者所施加的某种禁忌，比如拒绝乖顺行礼、不愿低头哈腰或不用恭敬言语，是一种让反抗之火快速爆燃的最有效方式。
公开违背同意表象（the surface of consent）的最初行动之所以具有如此戏剧化的巨大力量，部分原因在于，它通常是一旦迈出就不可挽回的一步。象征性地说，迈出这一步的某个从属者实际上是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再次强调，这一步行动的公开性是其唤起性力量的必然构成部分。就此而言，背后侮辱，或者哪怕是稍作掩饰的侮辱，都不是不可挽回的。但是，面对某个或某种受众而做出的直接的、公然的侮辱实质上是某种胆大妄为的挑战。如果没有被击退的话，那这将在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关系。即使最终因为被击退而转入地下，但某些不可挽回之事仍然确实发生了。现在，无论其从属关系多么不可改变；在人们的公共知识中，这种从属关系都并非是完全正当的。在被大胆地搬上前台之前，某些任何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知晓的事情，只是犹如影子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存在着。比如，奴隶或农奴能够并经常在后台（或通过隐晦性的公开行动）否定他们的从属关系。同时，主人也会怀疑，或者可能无意中听到了一些背后议论。然而，他们的这种相互了解所采取的形式，在根本上完全不同于最终揭穿支配的公开伪装（the public pretense of domination）。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例，多数波兰人及其领导人和俄罗斯官员都知道苏联军队应该对卡廷森林大屠杀（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负责，这是一回事；但将这个几乎众所知周的事实公开宣告出来，则是另一回事。打破各方都知道的不实的公开虚构（the public fiction），呼吁公开真相，实际上代表的是某种公开挑战。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呼吁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急切性，使一家报纸直接取名为“揭露真相”（Réalités bonnes à dire）。那些做出特定反抗行动的人们或许会遭到镇压，但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大众记忆中所留下的痕迹难以被收回。
具体将采取何种形式来公开宣告其抵抗，自然依赖所要挑战之支配形式所施加的侮辱和压制的残酷程度。然而，要指出那些最有可能导致冲突爆发（左拉可能会称其为盲目的暴怒）的环境或条件，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借用列维·施特劳斯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区分出有关抵抗行动的两种公开宣告：一种是相对原始的的公开宣告，另一种是相对“成熟的”的公开宣告。加工成熟的公开宣告可能会更为精致和微妙，因为它们是在从属者具有高度后台自由（offstage freedom）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使他们共同分享着某种内容丰富而又隐藏较深的潜隐剧本。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已经是其相互沟通的某种产物，而这种相互沟通已经具有某种准公开的存在（quasi-public existence）。反之，未经加工的公开宣告则很可能源自那些不但遭受着各种他们难以做出回击的羞辱而且支配措施使其变得相对原子化的从属群体。无论是由于严密监控、地理隔离、语言差异还是出于恐惧，原子化效应始终会阻止从属群体发展出某种精良的、共享的潜隐剧本。其结果之一便是，爆发性的公开反抗领域几乎就是从属者之间彼此可以进行沟通的唯一社会场所。另一个结果是，尽管当前体制在系统性地使从属者变得原子化，因而会剥夺他们那些可使某种异议性亚文化得到精致发展的社会空间，这可能会降低大规模抵抗行动的可能，但它们悖谬性地导致了另一种可能：如果这种抵抗确实发生，它将采取的是那些相对而言没有任何结构性的报复行动。那些从未获得机会去建构某种集体性文化后台（collective culture offstage）的从属者，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只能选择即兴发挥，这种即兴发挥将主要由各种无甚关联的、受到抑制的渴求构成。于是，最具压制性的政权或体制，最可能会导致下层阶级最具暴力性的愤怒释放，这仅仅因为它们是如此成功地消除了任何其他形式的表达。
时机选择：意愿与结构
具体是谁、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将潜隐剧本第一次公开宣告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社会科学分析技术的讨论范围。有助于阐明这些问题的所有结构性因素都被充分考虑之后，还会剩下很多不可简化的意愿论因素（element of voluntarism）。由于存在各不相同的性情脾性、个人遭遇和特殊社会化过程，于是，在同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测，不同人可能会对系统性从属做出极不相同的各种反应。但是，在某种层面上，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常量而非变量。因而，总是会存在桀骜不驯的农奴、“最最最坏的黑鬼”、不服从的贱民和鲁莽放肆的仆人。我想，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理由或许在于，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很快就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从而对其他从属者起到寒蝉效应，这便是这种事情的结局。
我们将永远都不能预测，当遭受侮辱后，为何有的雇工选择了辞职而有的雇工却并未辞职，为何有的奴隶会默默挨打而有的奴隶却奋起反击，为何有的农奴会以牙还牙而有的农奴却转过脸去。比如，我们该如何解释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说的1936年“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在其活动时刻的政治“胆量”（guts）：“在经常都忍受着所有这一切以后，开始完全沉寂了数月甚至数年，这是一件看谁最后有胆量站出来的事情。看轮到谁去言说。去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过上几天。”我们该如何解释胆量的突然获得？薇依的叙述类似于左拉的描述：它只是伤害和侮辱的日益累积问题，一直累积到不堪重负之时。这种解释暗含着某种稳步升级的愤怒，这种愤怒最终会超越一个人的谨慎考虑和内在抑制。尽管这种解释跟人们的主观体验也许比较一致，但它几乎毫无用处，除非我们假定所有人都具有一模一样的内化侮辱或压制愤怒的能力，而这种假定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即使在主观体验的层面上，可能也会表明，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慎重考虑后最终决定不站出来。这种类型的突然爆发可能经常被人们体验为某种性情的失控、愤怒的奔涌，它们压倒了一个人的慎思性自我，而不会被视为对愤怒进行估算后做出的行动。我们也许会想要将这种行动归类到意愿论的名下，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人们的体验中，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行动经常都主要是非意愿性的（involuntary）。如果行动者自己不能对其行动给出某种理性解释的话，那这将对局外的分析者造成一些额外的困难。
然而，旨在理解这种现象的社会分析，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一位负责公共健康的医师也许并不能预测某个特定的人是否会得病，但他或她可能会给予这个人一些有用知识，让他知道某种流行病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快速传染。政治胆量和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这类流行病确实还会发生，而对它们的部分解释则完全是结构性的。于是，在讨论安达卢西亚农业工人的各种价值和行动时，胡安·马丁内斯-阿里埃尔指出，几乎所有工人都相信分发（reparto）的正义性：土地会重新分配给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信念都不会在弗朗哥统治下公开表达出来，显而易见的理由便是，如此公开说出的后果可能不仅是关进牢狱，而且还会被解雇和列入黑名单。在公开场合，从工人们的行为来看，他们好像接受现存土地占有制似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弗朗哥政权之前的共和国时期和弗朗哥政权之后的时期，当支持这种观点所冒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之后，人们经常会公开表达出其不满。否则，它将仍然会隐匿在工人们的潜隐剧本之中。于是，每当国家或精英对于这种观点似乎并不怀有那么不可宽恕的敌意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从属者在公开宣告这些观点方面会存在很大差异。在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政治胆量或匹夫之勇在程度上的差异，而是他们感知到的公开言说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就奴隶的例子而言，患上公开抵抗这种流行病的显然是美国内战最后几个月期间南部奴隶们的体验，当时，南部联邦军事战败的各种迹象已经日益明显。除了胜利的北方军队日益逼近所导致的应战和逃亡之外，奴隶们对于主人们的傲慢无礼、严厉谩骂、奋起反击也不断增多。从此前的表象来看，那些原先很忠诚和老实的那些家奴也变得不顾一切和自信无比，这令白人奴隶主感到十分惊讶。正如一位主人这样写道：“当我到达后，我惊讶地听说，我们的黑人奴隶昨晚竟然打了扬基佬或者说部分扬基佬……伊丽莎（Eliza）和她的家庭当然也去了。她并未隐藏她的想法，而是通过她的行为（无礼和辱骂）明白地表露出了她的观点。”当局势发生扭转之后，权力的这种短暂狂欢几乎将不再会令人惊奇。实际上，即使那些仍然在服侍此前主人和女主人的奴隶们，其行为举止也必然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都知道随时离开的可能性现在已经被开放。
如果回到我们前文曾做出的水压冲击大坝的比喻，那么，削弱支配群体之权力的各种事件就像是水压对于堤坝的冲击，从而会使潜隐剧本中的更多东西被渗透出去，使彻底决裂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同样地，很多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将大坝所遭受的水压提升到使其（未曾变化的）蓄水能力面临严重威胁的程度。于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从属群体所遭受之侮辱和剥夺日益增加的经济或政治变化，将可能导致更多公开抵抗行动的发生，无论是符号性的抵抗还是实质性的抵抗。
这种液压式结构主义解释，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它的粗糙性，它几乎就是在指出，如果抵抗所必然遭受的危险降低，或者如果驱使人们抵抗的危险和侮辱增加，将会发生更多的抵抗行动。或许确实如此，但这并不那么有趣。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结构主义暗示道，这些变量当然都是社会事实，但同时它们也都是客观事实。只是仅仅将它们视为客观事实，只是进行客观地解释，那我们将忽视很多社会逻辑，而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正是按照这些社会逻辑运作的。比如，某种纯粹客观主义的观点将使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第一次抵抗行动所导致的挑衅和激动。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这种行动是某种令身处同样情境中的他人也感到激动的东西，因而会导致他人重复这种行动，或者使他们自己跟这种情绪联系起来。某种客观主义观点还会让我们错以为，支配者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是一件简单直白之事，不需要去精确解读测压计上的度数。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估算支配者的各种意图和权力是一个阐释性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高度充满了各种欲望和恐惧。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在众多事例中，奴隶们、贱民们、农奴们和农民们都只是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视为解放即将来临的迹象，或者视为其敌人开始认输的迹象呢？我并不是要指出，从属群体只会相信他们有关权力关系所想要相信的东西；只是说，各种迹象并非是完全清晰明确的，从属群体的主观性跟他们对于各种迹象的解读并非是毫无关联的。倘若不是如此，倘若所有迹象都是清楚明确的和经常被人们准确把握的，那么所有抵抗行动和反叛行动都将会取得成功。如果有任何一种行动失败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将其视为某种疯癫行动，或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各种姿势”（self-conscious“gestures”），因为完全知晓其徒劳无用性而将其一笔勾销。
这里的核心问题或许是巴林顿·摩尔所谓的“对于不可避免性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inevitability）。只要我们将支配结构视为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挽回的，那么，所有的“理性”反对都将采取潜隐政治的形式：默默抵抗却尽量避免公开宣告出其意图。只有那些脾气暴躁之人或对于某些姿势具有令人费解之喜好的人，才会进行公开抵抗。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没有任何社会秩序可以被视为完全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改变的。然而，我们接下来不得不解释的是，可能源自胆量、愤怒或姿势的最初抵抗行动，何以会导致抵抗的崩溃呢？
克里斯玛与潜隐剧本的结构
这么多人立刻就明白去做什么而无需任何他人的建议或指导，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
某种犯罪对社会机体（the social body）所造成的伤害在于它将混乱无序引了进来，它导致了丑闻，树立了榜样，倘若不加以惩罚它就会煽动人们去重复犯罪，而且可能会广泛地扩散开来从而使其被人们所忍受。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书封，201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相关阅读：福柯 | 规训与惩罚：规训（上）；福柯 | 规训与惩罚：规训（下）
如果我们论述至此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它们将会使很多形式的、重要的克里斯玛和集群行动（crowd action）变得去神秘化。让我们再次回到波伊泽太太的例子，最后一次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联系。
波伊泽太太对乡绅地主所说出的言语，何以会明显地导致群情激奋？虽然她是一名很有说服力的女人，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在她情绪爆发之前，她在农场主与佃农之中享受着某种特定的尊贵地位。显然，作为词语表述和情感表达的言论本身也不能导致这种效果，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整个教区的所有佃农几乎都在地主背后说过这些话。当波伊泽太太向权力说出这种文本时，她实际上是将她个人的勇气注入到了该“文本”之中。当她跟地主的这场际遇立刻在全教区传播开来，被人们满怀欢喜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时，人们强调的重点是“她向地主说了什么”，文本及其收信人（the text and its addressee）都是这一时刻群情激奋的基本要素。更为一般地讲，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如果波伊泽太太变成了该教区的一名克里斯玛英雄的话，那是因为她是用潜隐剧本跟权力进行公开对抗的第一人。
正如通常对克里斯玛的理解那样，克里斯玛往往存在被操纵的嫌疑。在通常的运用中，这个概念表明，某人拥有某种个人特质或光环，可以触及秘密神经，使他人屈服于他的意志并追随于他。人们经常会运用个人魅力（personal magnetism）这一术语，似乎克里斯玛人物具有某种安排追随者的力量，就像无数的铁屑在磁场中被吸引着。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种克里斯玛事例的存在，我只是认为，个人在意志上完全屈服于某个掌权人物的情况是较为罕见和处于边缘的现象。
当我们坚持潜隐剧本对克里斯玛之社会生产的重要意义时，对我来说，这似乎可以恢复位于该概念之核心的相互性意涵（the reciprocity）。正如社会学家们喜欢指出的，克里斯玛的关系性特征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对于那些赋予他以克里斯玛的人，才“拥有克里斯玛”；正是他们对于克里斯玛的归属，才确立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种关系经常都具有高度的具体性和关系性。对于某种受众来说是克里斯玛的东西，对于其他受众则未必具有吸引力；在一种文化中有效运作的克里斯玛，在其他文化中则未必能达到其效果。
从这一角度来看，是追随者的各种文化及社会期待对那个想要成为克里斯玛人物的人造成了某种控制性的或至少是限制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波伊泽太太的基本言语是人们在潜隐剧本的领域已经为她写好的。在此，英雄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从属群体所有成员在后台提前设定好了，扮演这一角色的个体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凭借其愤怒、勇气、责任感或愤慨）召集各种业已存在的资源，去代表他人与权力对话。诸如波伊泽太太的这种言语会导致多大的震惊程度，主要依赖于这些言语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表达出了从属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潜隐剧本。这当然离不开她的勇气和特定的口才，如果她表达差劲的话，其影响也会随之减弱。但关键在于，波伊泽太太作为英雄的地位主要源自她是代表（完全取其字面含义）所有佃户而言说的。他们并未委任她作为代言人，但他们可以界定这一角色。
于是，那些称赞波伊泽太太的人，绝不只是被操控的对象。他们在她的言语中相当真挚地认出了他们自己，她是相当真挚地为他们而言说的。从这一点来看，在历史上被视为是事关权力、操纵和服从的这种关系，在此则是一种具有真正相互性的社会纽带。用让-雅克·卢梭的话来说，波伊泽太太“心怀共同意志”（wills the general will）。我想，对从属群体来说，克里斯玛言语或行动的强大情感效能——他们所具有的兴高采烈、欣喜若狂的释放感——这主要依赖于他们感到这种言行跟他们的潜隐剧本之间存在着强烈共鸣。
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所创造出的群情激奋的氛围，也许会导致各种以集体疯狂为标志的社会效应。如果首次反抗行动取得成功，并被大量的他人自发模仿，那么，某位观察者也许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群没有自身意志或价值的牛在惊跑乱窜，或者是有人在故意安排。然而，当从属群体从某个决裂性事件中认识到他们现在也许能更为安全地进行公开反抗时，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行动模式。从属群体中的任何成员几乎都可能会是波伊泽太太，因为佃农们具有他们共同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类似于萨特所说的“未异化的、彼此相融的群体”（the un-alienated group in fusion）：“比如，如果有人喊一句口号就十分有效的话……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及其他每个人都可能是领导人，但没有人具有驾驭他人的统治权。每个人都能够在其行动中体现出群体感，将其行动视为实现群体目标之手段。”这里所描述的纽带，并不是实现人类团结的某些神秘联系。它是从属者在社会秩序的隐匿处和缝隙中创造出来并使其逐渐成熟的、成员之间彼此共享的潜隐剧本及其话语，因为从属者在这些隐匿处和缝隙中可以进行相对自由地表达。如果他们具有某种自发的相互性和目标的共同性，那当然是源自他们共享的潜隐剧本。这种相互性也许并不一定看着就那么美好，比如，它可能会采取此前一直被抑制的大众反犹主义形式，犹如实施政治公开化政策之后的苏联那样。
首次揭开潜隐剧本经常会启动公开行动的结晶化过程（crystallization of public action），这种结晶化的速度往往是十分惊人的。我认为，同样可以从不那么神秘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将其跟那些潜隐剧本得以发展的环境条件联系起来。对于多数从属群体来说，他们能够真正安全且自由表达的社会场所是极其少见的。一般来说，其群体规模越小，成员关系越紧密，他们之间可能进行的自由表达就越安全。支配群体越是能够有效地防止从属者不受监视地实现人数众多的集会，潜隐剧本的社会空间就越是狭小。比如，在通常情况下，潜隐剧本的有效社会范围可能不会过于超出种植园、贱民的小村庄、附近小酒馆或仅仅是家庭等地方。只有当潜隐剧本被公开宣告出来以后，从属者才能完全意识到，那些他们与其并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其他从属者，完全分享着跟他们一样的主张、梦想和愤怒。当然，这有些像是应得的惩罚；精英们虽然成功地使其从属人口变得日益原子化，但反抗一旦发生，这种原子化将会促使反抗行动实现快速结晶化。佐尔伯格（Zolberg）以这样的方式把握住了公开行动所允许的相互承认：“犹如‘口若悬河’意味着此前的某种集中性学习经历一样，小集团、小教派等最初阐发的各种新观念，是作为很多公众所广泛共享的信念才应运而生的。”如果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理解“集中性学习经历”（intensive learning experience）的话（假如我们理解，在此之前，无论社会性限制有多大，“学习”都已经在后台进行着了），佐尔伯格的论述将十分有用。因而，这一过程主要是从属者认识到彼此的潜隐剧本存在着紧密关联，而不是将各种新奇的观念灌输到空空如也的脑袋里。
从这一观点来看，特定克里斯玛行动或言语可触及多大的社会范围，将主要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从属群体可以在很大一群人之间实现相对的统一，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潜隐剧本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家族相似性。假如他们将自己界定在某些更大的参照框架（比如民族、母语、宗教等）之中行动，他们很可能会易于采取同样类型的公开行动、同样形式的符号性肯认和拒斥、同样的道德宣称。如果我们回到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所导致的社会性激奋问题，我们可以比喻性地将同一个社会中的那些相似的潜隐剧本，视为某个单一权力网格正在形成的那个部分（forming part of a single power grid）。某个网格之中的潜隐剧本所存在的微小差异，就如同是电阻所引发的电流损失。这并不是说潜隐剧本的每次公开宣告都会辐射到整个网络之中，只是说，正如潜隐剧本所界定的那样，网格本身界定或划定了这些行动所可能辐射到的符号性范围，对于这一范围内的所有人来说，这些行动承载着相对类似的含义。
打破克里斯玛魅力
现在，家仆将会抬头挺胸起来。地下室已经出现了各种闲言碎语。现在，［因一名仆人掌掴主人而］激发出的行为粗野、工作散漫、傲慢无礼，正在嘲弄着他们的主人，平民的非议犹如潮汐一样涨了起来。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
某个看似乖顺、沉静、忠诚的从属群体突然转向群众反抗的急速性，经常会让社会科学家们深感惊讶，更别说统治精英了。统治精英应该不会关注到这种类型的社会性火山喷发（social eruptions），部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被无权者的常规性姿势所蒙骗，从而形成了某种错误的安全感。此外，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统治精英，都未能完全认识到某个成功的反抗行动对于该从属群体所可能具有的煽动性，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清晰准确地把握潜隐剧本，而从属群体的很多能量却都源自其潜隐剧本。更加有些令人惊讶的是，连革命精英和革命政党都对其先前追随者们的极端主义做法深感惊骇。
在拉杜里检视的罗马狂欢节中，反叛事件所牵涉的双方精英，都被城市平民和乡下农民们的狂热所震惊。某个微小的符号性抵抗行动，看似微不足道，但为某种更大的政治空间提供了支持性依据，从而会引发出一阵勇敢地声明和要求。正如反叛领导人最终所写，“村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做出了很多一开始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罗马人的一次抵抗税收运动部分地取得了成功时，城市里的达官显贵因担心自己的安全而纷纷逃到了那些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城镇，很多平民将这视为他们即将取得胜利的征兆。达官显贵的逃离看起来像是某种突破性进展。这一标志本身足以激发出一些无所畏惧的无礼行为和反抗行动。反对平民的一位著名人士讲到，“对于贵族的言语辱骂，或者不只是言语上的辱骂，甚至对于现存土地所有制的不满，在罗马人中间快速地传播着：在该镇及周围的农村，连最卑贱的蠢人都开始将自己视为像他自己的庄园主一样的老爷。”在这些对各种罗马人事件所给出的解释中，很难避免这样的印象：平等、正义、报复等一整套话语，虽然在常规情况下始终搁置不用，但它们一旦得到释放，权力关系似乎就会发生很大改变。这些权威当局所密切关注的胆大妄为和桀骜不驯的行动，或许看着像是公开舞台上的即兴表演，但从属者实际上已经在民间文化和日常实践所构成的潜隐剧本中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练习和充分的准备。
英国内战期间的极端群众运动，似乎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倘若不去检视底层阶级在此前的后台文化和后台抵抗，几乎就不可能理解作为这些运动典型特征的狂热及各种活动的猛然爆发。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如此令人信服地指出的，克伦威尔所点燃然后又扑灭的大众革命的每一面向，在低调的大众文化及实践中都有其对应的部分，这些大众文化及其实践要远远早于它们的大众展现。于是，掘土派（the Diggers）和平均主义者敢于公开要求一种在根本上完全不同于当时社会公开接受之主流的财产权利。其道德主张的普及性和号召性源自一种后台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从不认为周围生活是公正的，并在非法获取、拆毁新篱笆等实践方式中表现了出来。英国内战一开始，似乎被他们所坚持的革命性承诺就被公开地宣告了出来（这种潜隐剧被本如其所是地宣告了出来），并按照他们最为渴求的正义和报复的梦想采取着行动。掘土派的意识形态代言人温斯坦利（Winstanley）所完成之事，似乎就是以更为精致、更为持续的方式做到了波伊泽太太所干之事。当他提议将买卖土地视为杀头之罪时，他实际上并未说出任何新鲜的言论。他只是挖掘出了此前不允许公开表达出来的一系列信念及实践中所潜在蕴含的大众能量。他的呼吁所产生的那些能量，依赖潜隐剧本的网格布局（the grid of the hidden transcript）。
探求派（the Seekers）、喧嚣派和早期贵格会等教派的各种异端性宗教实践之所以同时激增，也是因为他们公开表达出了此前只是秘密存在的各种信念和实践。在罗拉德派的躲避性实践中，在希尔称之为加尔文主义之“他——我”（the“alter-ego”of Calvinism）的某种大众反律法论（popular antinomianism）中，在大众对于正规教会仪式的规避中，以及在一系列大众异端学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教派的秘密信念及实践。由于既定宗教权威（以及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的监控，民间宗教只是以某种规避性的方式存在于公共生活的各个边缘角落。英国内战打开了遮掩着的帷幕，让民间异端最终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使其成为了官方教义及其实践的竞争者，而且是可以公开言说但又喧闹狂暴的竞争者。
无论何时，在每种社会运动的开端，每个人的嘴上似乎都会喊叫着某个特定的口号，由此而抓住人们的情绪，该口号的力量可能源自这一事实：它凝聚了潜隐剧本中的某些最令人们感受深切的情感（the most deeply felt sentiments）。在1970年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城市中的工人阶级暴动和示威中，“打倒红色资本家”便是这样一种口号。除了用形容词红色跟来修饰名词资本家之外，我们可以轻易想到，这一口号抓住了如下这些事物的本质：围绕着厨房餐桌、在工人的小群体中、在啤酒店里、在亲密同伴之间所日益累积的成千上万的冷笑话、怨恨和愤慨。无产阶级代表们的安逸生活——他们特定的商店购物、他们的度假温泉和狩猎小屋、他们的党办医院、他们特有的住房和耐用品消费、其子女的教育发展、他们的傲慢自大和社会距离、他们的挪用公款、他们的贪污腐败等，必然会刺激出某种具有巨大道德愤怒感和道德力量的话语，尽管通常只是存在于相对安全的场所之中。正是这个社会蓄水池（social reservoir）创造出了1970年之前的大众后台，由此也就可以解释看似十分简单的某种措辞或口号何以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
因而，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总是具有其史前史，这也就可以解释它何以会具备导致各种政治决裂的能力。当然，如果首次反抗行动出现决定性失败的话，它也就不可能会激发出其他人的模仿。然而，在各种有关英勇果敢、社会盗匪和高尚牺牲的故事中，那些失败者的勇气备受关注、令人钦佩甚至被人们改编为神话。他们本身逐渐成为了潜隐剧本中的一部分。
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若取得成功，它作为一种符号行动所具有的动员能力可能会让人十分畏惧。在策略和战略的层面上，它是思想意识中的那一根最强有力的稻草。它预示着局势扭转的可能。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关键性的符号行动是“对令人相互恐惧的整个体系是否还能维系所进行的各种试探”。在政治信念、愤怒和梦想的层面上，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爆发。它是为无数他人所做出的公开宣告，它喊出了在历史上往往只是偷偷密谈的、深受控制的、自我克制的、被藏匿起来的、遭到镇压的那些话语。如果说它所导致的结果似乎总是一些疯狂的时刻，如果说它所造成的政治总是骚乱不堪、狂热不止、神志不清，间或血腥暴力，那或许也是因为无权者太缺乏登上公开舞台的机会了，他们有太多话想要说，有太多事想要干；于是，一旦最终登上前台，他们就会真的说出那些话，干出那些事。
〇本文节选自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第七章“从属群体的潜隐政治”、第八章“权力的纵情狂欢”，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印象派画家James Ensor于1899年绘制的油画《戴面具的自画像》。画面描绘狂欢节场面及带面具的各种形象怪诞、瘆人的角色，讽刺又幽默地刻画人类卑下的本性，揭示了真正的恶意和人性的荒谬。[图源：arth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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